近年来，我国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目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仍然不高，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差距。当前存在金融结构不均衡、金融供给质效有待提高等问题，未来可在三个环节发力：一是资金结构方面，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二是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三是提升金融组织结构的差异性及专业化程度。此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离不开政策的运用：一方面，可加快现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落地生效，如针对房地产行业的纾困工具，普惠贷款的支持工具等；另一方面，考虑创设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居民消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处置、城中村改造等。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会议提出，“着力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着力打造现代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这对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日，上海证券报邀请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瑞东、华福首席经济学家燕翔、粤开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围绕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进行探讨。
上海证券报：如何理解“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还存在哪些短板待补？
高瑞东：当前，国内经济循环存在储蓄和投资不匹配的问题。一方面，2020年初至2023年三季度，居民端超额储蓄达16万亿元；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缺乏中长期资金流入，影响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着力点，在于总量与结构性货币政策并举，在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在于各类金融机构根据国家战略部署，重点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在国际形势日益严峻的大背景下，国内对于高科技企业的直接融资支持力度，直接关系到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以及国民经济的安全发展。可以考虑由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补充社保基金，由后者参与重要科创企业IPO战略配售。同时，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落地。
燕翔：近年来，我国金融系统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目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仍然不高，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差距。当前存在金融结构不均衡、金融供给质效有待提高等问题，未来可在三个环节发力：一是资金结构方面，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二是完善金融市场结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三是提升金融组织结构的差异性及专业化程度。
罗志恒：金融的高质量服务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断延伸服务的广度，不仅服务于成熟期企业，更要服务于初创期企业；不仅着眼于企业融资需求的满足，也要为居民投资、财富管理需求提供支撑。二是持续挖掘服务的深度，不仅要帮助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还要帮助企业改善公司治理、完善信息披露，更要维护资本市场发展环境，完善交易、融资、投资方面的基础设施。三是大力提高服务的颗粒度，不仅要推动企业上市，还要帮助企业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板块上市；不仅要帮助企业融资，还要帮助企业选择适合自身行业特征的融资工具。
近年来，金融行业规模不断增长，金融领域在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还存在一系列短板：一是从金融体系内部来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存在一些堵点，货币供应充足与实体经济有待提振并存；二是从服务实体经济来看，仍有大量资金投向融资平台以及部分投资效率低下的基建领域等，要更好地支持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三是一些领域在成长初期缺乏金融的“输血”“造血”，企业成长和发展受限，从而出现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高的问题。
陈雳：金融要提供高质量服务，意味着金融业自身要高质量发展，本质是推动金融业发挥优势、解决问题、做大做强：一是在货币政策方面，要明确宏观调控的施策重点，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完善总量和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箱，指引资金投向科技制造、绿色发展和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把握好金融服务的主要方向；二是在金融行业发展方面，要持续优化资本市场建设，提升金融机构的管理制度水平和专业执业能力，更深入地服务实体经济；三是在金融开放方面，要优化制度体系来提升跨境投融资的便利化，吸引外资流入中国市场，增强城市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以高水平的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海证券报：当前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还存在哪些堵点？优化融资结构应当以什么为抓手？
高瑞东：一方面，在经济弱复苏阶段，货币政策的传导容易出现“流动性陷阱”。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城投平台“预算软约束”情况大幅好转背景下，货币政策形成实体信贷的速度也有所放缓。同时，金融机构的一些机制惯性，也制约了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效率，如：金融机构投放资源的机制趋同，缺乏对风险进行差异化定价；债务驱动的传统机制导致资金流向更多以规模、资产为主导。
为更好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在规模、结构、区域布局上更加合理；着力优化融资结构，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可以加大对重点行业信贷支持，中小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深耕属地的小微普惠民生相关领域。同时，建议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目前我国直接融资占整体社融比重仅11.4%，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主要着力点包括发展股权融资并完善退出渠道，引导更多资源流入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企业，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加大双创债、碳中和债券、乡村振兴债券等对特定领域支持力度。
燕翔：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要提高金融政策的传导效率，使金融活水更好浇灌经营主体。优化融资结构应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为抓手。一方面，要把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放在突出位置，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差异化金融机构，改善间接融资结构，加快实现国有大战略转型，完善银行、保险等机构的公司治理。不仅重视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为本地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三农”服务，而且要促进商业发挥长期稳健投资作用，发挥经济“减震器”功能，将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大数据平台等方面工作结合起来，真正推进监管和服务能力提升。
罗志恒：当前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主要仍存在三方面堵点：一是传统融资风控限制，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乃至新兴产业较难满足金融机构传统风控要求，在信贷政策、直接融资等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二是中间费用高，资金从金融机构到实体经济的中间环节存在较高费用；三是资金沉淀及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
优化融资结构应以两方面为抓手：一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动多元化股权融资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不同企业的融资需求；二是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健全退市机制等推动金融体系更加市场化和开放化，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
陈雳：我认为存在这些堵点：一是直接融资占比显著低于间接融资。一方面，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为优势的直接融资体系功能的发挥被限制，对高成长性、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力不足；另一方面，银行信贷是间接融资的主要途径，对银行信贷过度依赖将导致金融风险在银行体系集聚。二是股市和债市对科创、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作用有待进一步提高。
上海证券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离不开货币政策的运用。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未来应如何调整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以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支持金融服务实体力度？
高瑞东：今年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一方面，货币政策持续支持实体经济，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推动融资成本稳中有降，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熨平市场资金面波动，维护了合理充裕的流动性环境。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为支持重点领域扩张提供结构性工具，补足总量政策覆盖面广但不够精准直达的缺陷。展望未来，根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预计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融资成本持续下降，活跃资本市场，加强对新科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
燕翔：针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何让工具效用最大化，是未来政策的关注重点：一方面，可加快现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落地生效，如针对房地产行业的纾困工具，普惠贷款的支持工具等；另一方面，考虑创设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居民消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处置、城中村改造等。
罗志恒：整体来看，须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保持融资总量合理充裕。具体应从四方面发力：一是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帮助化解房地产风险；二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继续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倾斜；三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配合，维持稳健偏松的力度；四是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陈雳：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指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再贷款和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等。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压力增加，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至关重要，因此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提升普惠性和直达性，优化贷款结构，丰富政策工具类型，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支持，促使资源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流动。
上海证券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未来应当如何激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实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高瑞东：展望未来，可考虑在制度上放松对特定领域的约束，增加对重点领域的信贷资源投放考核，从而解决“不敢贷、不愿贷、不能贷”问题，助力做好“五篇大文章”。
燕翔：会议提出做好“五篇大文章”，意在进一步明确金融业在助力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的发力点，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针对性部署。“五篇大文章”所代表的关键词，实际上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做好“五篇大文章”，意味着对金融的要求变得更高，不只是融资，而是应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
罗志恒：做好“五篇大文章”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托于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能源禀赋决定了要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长期人口结构变化决定了壮大融的迫切性，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需要金融力量支持。
“五篇大文章”内涵极其丰富、市场空间广阔，但对传统金融体系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须有效发挥各机构、各市场的力量，综合运用股权、债权等多种手段。国际经验显示，以直接融资为主导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往往能够更平稳顺畅。因此，应合理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更多资源进入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新动能培育壮大；引导更多政府引导基金流向五大高质量发展领域，如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很难，很大程度上需要靠政策性金融支持；对于科技创新而言，投资风险并不适合间接融资这种低风险偏好的体系，可考虑更多调动资本市场的积极性来支持科技金融。
陈雳：第一，可以设立与“五篇大文章”相关的专项基金，推动金融机构增加相关资金配置；第二，制定完善的绩效评价机制，将金融机构的绩效，与服务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程度挂钩，引导金融机构承担服务实体经济的责任；第三，加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五篇大文章”的支持力度，用好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和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企业技术进步专项再贷款、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上海证券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完善机构定位。强调金融机构的差异化定位及发展方向释放了什么信号？未来在金融体系格局、金融监管等方面会有什么变化和侧重？
高瑞东：我国金融业发展中结构不均衡、专业化欠缺、潜在风险累积等问题值得重视。展望未来，在大方向上，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微观主体层面，要完善机构定位。分类型来看，对于国有大行金融机构，需继续发挥其在行业内的支柱作用，提升其在落实宏观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于中小金融机构，此前无序扩张导致的尾部风险暴露，并体现出外溢性与传染性特征，须强化内部治理和风险控制体系。
燕翔：未来，金融业要切实打造多层次、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以实现差异发展和错位竞争：
一是大型商业银行发挥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主力军”和金融风险防范“稳定器”作用，通过“做优”实现“做强”。大型商业银行要以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己任，加大对经济增长新动能领域的信贷投放。政策上也要鼓励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提高综合化经营程度，助力其提高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
二是鼓励中小银行做精、做专，强化属地经营，更好服务当地经济发展。优化大中小银行分类方法，对符合监管导向的中小银行，统一实施更为简化和优惠的监管政策，如实施更优惠的存款准备金利率等。
三是督促中小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优化股权结构。未来，应进一步强化中小金融股东准入资质管理，同时加大对股权结构、投资主体的穿透，强化信息披露等。
四是厘清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业务边界，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政策性金融是实现国家战略、推动经济结构改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更好发挥政策性金融在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合作、重大关键产业转型中的支持作用，以强化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差异化考核。
罗志恒：差异化定位将提高金融体系的运转效率以及加快金融机构的分化，后续大型金融机构之间或将强强联合，更严格的准入和监管制度将会促使中小金融机构结合自身独特优势向“小而精”方向发展。
加强监管将是金融工作的重点。会议着重强调了中小金融机构、地方债务、房地产、金融市场发行和交易方面的风险监管，提出“做好产融风险隔离”。产融结合容易造成实际经营情况隐蔽、负债情况不透明等风险，近年来产融控股集团的风险已有所显露，加强该领域的监管将有效防范产业与金融之间的风险蔓延引发系统性风险。
陈雳：会议明确了大型、中小型金融机构不同的发展定位，或将加快其发展趋势的分化：大型金融机构向“大而优”方向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向区域化或特色化方向发展。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而言：一是将自身发展与国家金融战略相结合，积极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提升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特别要有针对性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对中小型金融机构而言：一是严格控制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点对点解决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问题；二是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利用地区优势和内在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特色领域，构建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金融监管方面，会议强调“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预计后续金融监管将持续深化，对金融机构的执业质量提出更高要求。电竞竞猜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