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人类一直在追求财富，但什么是财富？财富是怎样产生的？如何为个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19世纪以来，我们对财富起源的看法多是基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但是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对财富起源的看法，以及增加财富的方法也不妨更开阔一些。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财富并不是一个确定不变的概念，事物的价值取决于某个特定时间点上他人的支付意愿。对于古老的马赛族人来说，财富是以牛的数量来衡量的，他们以牛的数量来衡量经济实力。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则以人民币、美元、英镑、欧元、日元或其他货币作为衡量标准。

　　财富最初的起源在何处？为何随着时间的流逝，世界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是如何从以牛交易转变成以微芯片交易的？这一系列问题最终将把我们导向一个关于财富的最重要的未解之谜：人们如何才能创造出更多财富？

　　我们可以基于狭隘的自身利益提出这个问题，但也可以提出一个更宏大的问题——

　　牛津大学新经济思想研究所掌门人、圣塔菲研究所外聘教授埃里克·拜因霍克（Eric Beinhocker）在《财富的起源》中重新探讨了21世纪的这些新问题。

　　他的答案不仅源自经济学家的工作，同样还源于生物学家、物理学家、进化论理论家、计算机科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工作。现代科学，尤其是进化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存在已久的经济问题。

　　拜因霍克主张，在解释财富时用复杂理论的经济进化论来取代传统经济学理论。他指出，进化和经济之间不仅仅只是类比的关系，它们实际上是一种更宏大的现象——复杂适应系统的两种形式，该系统中的独立元素和部分互相作用，然后进行信息处理以使它们的行为适应变化的条件。免疫系统，生态系统，语言，经济，法律和互联网都是复杂性系统应用的例子。

　　经济进化和生物学上的进化有所不同：人类的计划和适应能力，使得经济进化比生物学进化更迅速、更有目的性。但它仍是一种进化。

　　我现在在做的创新研究，主要是对经济增长和财富增长的研究，其实也是一种对进化的研究。我们早期的创新研究首先是对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研究，近年来创新的管理学相对成熟，创新的经济学进展不是很大。我也希望青年经济学者更多地参与创新的经济学研究，如何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创新的要素，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理论，这个是很有前景和空间的。

　　经济是复杂事物中的奇迹，然而，既没有人设计它，也没有人管理它。那这样一个系统怎么就能创建起来？为什么复杂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拜因霍克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可以找到的，经济是“一个有适应能力的复杂系统”，其运作方式遵循着与生物进化相同的逻辑——动态、主体、互动、涌现、进化。

　　市场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进化机制，它是创新机器。技术创新，包括商业设计、物理技术、社会技术在内的3大力量是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绝对力量。

　　首先是商业设计的力量。市场是一个不断演化并进行适应性调整的动态体系，正如达尔文进化论所说，适者生存，面对经济复杂性的指数级增长——物联网、数字经济、信息社会和智能未来，不论是国家，还是企业，要想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获取成功，首先就需要形成不断进化的商业设计。

　　传统的经济学是静态的，但实际上现在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并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一个积极的、可设计的、开放的过程。我们可以主动建构国家机构和企业商业体系、商业合作行为，就像再造基因一样，再设计后的机制会更完善、动力也就更充足。

　　同时，现代经济体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其高度的复杂性，所以还可以增加商业设计的复杂性实现财富的增长。我们知道，即便是像衬衫这样较为低端的产品，也可能综合了西非的棉花、电竞竞猜官网网址印度尼西亚的石油，以及某个意大利人使用美国电脑软件绘制而成的设计图。此外，现代经济体的产品数量也多得惊人：埃里克·拜因霍克就估计，在伦敦、东京及纽约等现代经济环境中，可能存在100亿种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商业设计越多元，在财富增长和技术创新上的机会就越大。

　　“硬”是指有技术含量，有关键技术的突破，比如说在传统芯片设计以及医药研发、材料研究和化学工艺等关键技术的研发突破，具体就是三“硬”——新材料、新产品和新工艺，这三者也是熊彼特关于创新的主要内容。

　　彼得·戴曼迪斯曾在《富足》里阐述了人工智能、无限计算能力、数字制造、纳米材料、合成生物等指数型增长的创新型技术，指出这些物理技术将使人类在未来20年内获得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将要远远大于以往200年所取得的。不久之后，我们就能够满足地球上所有人的基本需求了，而且很快就能更进一步。富足时代已经触手可及了。

　　但只有物理技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社会技术的协同创新。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不能只关心信息物理学，还要关心社会物理学。

　　最后是社会技术，即社会网络、合作沟通的技术。比如法治体系、银行系统、经济透明度、清廉程度等等。

　　很多人觉得，国家财富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自然资源、政府政策以及国家物理技术的发展程度，其实研究表明不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等社会技术状况比国家的物理技术发展程度重要得多，即使是资源很少、政府能力较弱的国家，如果拥有强大的发达的社会技术，也能取得相当好的成绩。因为社会技术的进化意味着和平、爱和理解，意味着更加顺畅和谐的合作。

　　每个领域的发现都能为其他领域提供可能性，所以社会技术空间其实是和物理技术空间一同进化的。

　　我曾经提出了整合式创新的框架，和这3大技术力量是不谋而合的。商业体系是经济进化的支柱，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是两个支撑结构，进而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动态的闭环。此外，我们还需要从经济短期的上涨下降的摇摆曲线中跳脱出来，将创新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思考。

　　虽然创新的本质是共通的，但在具体的创新模式方面，中西方则大为不同。西方式创新主要采用的是熊彼特主义范式，提倡技术创新至上，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

　　中国式创新则不仅突破了熊彼特范式，也超越了单纯强调学习模仿的东亚创新模式，以及注重发自草根的南亚朴素式创新模式。中国的创新其实很重要的是走群众路线，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创新，这样一种群众路线利用大众市场创新，不知不觉把中国的创新做得非常好，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主的服务创新。

　　按照迈克尔·波特的分段，一个国家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要素推动、资源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中国现在正从要素驱动、资源驱动走向创新驱动，我认为，这本《财富的起源》为中国走向财富驱动提前准备好了思想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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