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行行长虽级别不高，但权力不小，支行更容易成为风控源头和风险事件的高发区。“最应该防范的是银行员工的道德风险，只要是人出了问题，电竞竞猜平台再好的制度都有漏洞可以钻。”
诞生于2004年的银行理财，至2017年一季度末，理财余额规模已高达29.1万亿元。如此庞大的规模，已经成为银行风险事件的高发区。从时有发生的“飞单”，到隐秘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再到近期备受市场关注的“假理财”案件，都暴露了银行基层网点的风控隐忧和支行工作人员的道德风险。
“个别基层单位内控机制和内控管理存在漏洞；个别人违反制度，违规操作，分行日常业务检查的力度和频率不够；分行对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日常管理未能发挥应有的防范和制约作用。”4月27日，民生银行在对媒体发布的通稿中，自查和反思了此次航天桥“假理财”案件发生的原因。
一方面，普通民众对于银行的天然信赖，使得理财规模得以迅猛扩大，而要求银行“刚性兑付”的思维成为理财规模扩张路上越来越突出的隐患；另一方面，一些银行庞大的分支网络，严厉的考核和激进的激励机制，再加上亟待完善的内控体系，对银行健全风控体系提出了紧迫的任务。
4月20日，民生银行提出解决方案：最晚7月底以前兑付投资者的初始投资款（需扣除以前曾投资同类产品的所得利息）；4月27日，在2017年一季度投资者交流会上，民生银行副行长石杰介绍，截至目前，经民生银行工作组逐笔与客户登记核实，涉案金额约16.5亿元，涉及客户约150余人；初步线索显示航天桥支行行长张颖非法募集资金用于个人支配，部分用于投资房产、文物、珠宝等。
民生银行还称，接下来将严格按照银监会要求，规范理财和代销业务，规范销售行为，不折不扣地全面排查，针对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列出清单，逐一整改。
“这是一起内控失范的案例，从支行行长、副行长，到理财经理、柜员，一条线上的人员未能形成相互制衡，而是共同成了操作风险、道德风险的牺牲品。”一位从业近20年的私行业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某股份行华南地区一分行，约11位高净值客户也遭遇了类似的“假理财”，涉及资金近亿元。目前，涉案的客户经理李××已经投案。
投资者刘婷夫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们在其中投资了1600万元，事件起因是2014年，李××邀请她参与“过桥理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数份合同显示，投资者所签订的是委托贷款合同，贷款用途为“房屋抵押，到期还款”，贷款年利率5%，贷款期限为10天，委托贷款发放方式为银行转账，落款为某行资产托管业务章。
但实际形式并非如此。以投资者收益为例，尽管合同上标注的是年利率5%，而实际上获得的收益为10天就有5%的收益，部分交易10天至一个月的收益高达10%。在交易中，投资者将资金直接划向李××提供的账户。
由于所谓的“过桥理财”最终无法回款，李××不得不承认，所谓的“理财”产品、合同和公章都是自己伪造的。
一股份行业务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如果是一笔真正的委托贷款，投资人需要将资金划入银行专用账户，由银行划拨给贷款需求方。此外，多数银行委托贷款是向企业发放，较少流向个人，具体要看银行的业务设置。在公章使用上，银行的业务一般以支行公章为准，较少使用其他业务章，除非在行内经过报备。
比如今年2月8日，天津银监局公布了15份行政处罚通告，对平安银行天津分行相关负责人提出警告，案由均为“对员工私自销售非平安银行天津分行发售或代理发售产品一案负有直接管理责任”。
尽管监管部门屡屡要求银行业机构加强风险防范，努力破除“刚性兑付”之弊，但从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飞单”事件来看，银行对于理财业务的规范，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所谓“飞单”，就是银行工作人员利用投资者的信任，卖不属于银行自身的理财产品，也不属于银行正规渠道代销的产品，从中获得高额的佣金提成；对客户而言，资金失去了银行严格的风控保护，“打水漂”的风险飙升。
近年来首个曝光的“飞单”事件，是2012年12月爆出的华夏银行上海分行一员工销售非法私募产品一事。该行员工濮X未经许可私自销售了四期名为“北京中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入伙计划”的“理财产品”，四期募集期共半年，计划筹资超过1.5亿元，实际出售1.19亿元。其中一期产品到期后，无法按期兑付投资者才被告知购买的并不是银行代销的产品。此后，濮X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获刑4年9个月。
某国有大行审计部高管对21世纪经济记者称，近年来，在监管和银行总分行对“飞单”监管趋严后，“飞单”应付监管的招数随之“进化”，比如“召开投资者说明会”、“产品推荐会”等推销产品。“还有的不叫代销，而是跟产品发行方签订一个《顾问服务协议》或者《结算协议》等协议，但实质都还是代销。”
上述从业近20年的私行业务人士指出， “部分股份行考核严厉，这样容易培养出独当一面的人才，且内控也不可谓不严，总行、分行培训不断；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当严厉的绩效考核，遇上支行内部人控制，风控体系极易出现盲点。”
“我每年过得最好的假期是元旦，因为年终考核终于结束了。”一家国有大行福建某支行行长坦言，作为一名支行长他肩负了30多项考核指标，感觉“压力山大”，其中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是存款、贷款和中间业务收入这“三座大山”。
面对严厉的考核，对部分支行行长而言，“飞单”或许是解忧的途径之一。因为销售“飞单”可以给支行带来存款、开户量、中间业务收入等。
“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股份行，考核很严，无论你工龄有多长，底薪是比较低的，通常是三四千块钱，奖金是以业绩为导向的，靠客户转化而来。而且，所有拓展业务的费用都需要自己承担。”前述股份行私人银行资深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当严厉考核成为整个支行团队成员共同面对的压力时，道德风险随即上升。
除了假理财、飞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也是风险高发区。而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既有可能充当“资金掮客”，也有可能自己陷入高利贷的陷阱。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一份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显示，当地某国有大行上海松江城区支行、泗泾支行原行长褚××、黄××在地产商吴××的利益诱惑之下，进入了一场高达2.7亿元的民间借贷游戏。两位支行行长分别以银行行长身份为保证，以高额借款利息（2%-9%不等的月利率回报）为诱惑，向42名不特定群众非法吸收存款累计近2.7亿元，归个人使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统计过一组数据，自2014年8月以来，一年以内银行业员工因为违法违规进入司法程序的127个个案中，其中银行的基层管理者，即支行长、副行长以及同等级别的涉案人员达58人，占比45.6%。
在4月21日中国银监会召开的一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上，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要规范理财和代销业务，规范销售行为，充分披露产品信息和揭示风险，严格落实“双录”要求，做到“买者自负”，切实打破“刚性兑付”；在理财产品销售过程中，必须向客户全面、充分披露信息和风险，使客户真正了解产品业务特征，明确自身所要承担的风险和可能的损失。
3月30日，银监会即已下发《关于开展销售专区“双录”实施情况专项评估检查的通知》（47号文），为规范银行自有理财及代销业务行为，有效治理误导销售、私售“飞单”等问题，决定对银行销售专区“双录”实施情况开展专项评估检查。
值得一提的是，郭树清在多次会议中强调，对于各类银行业不规范事件，要严肃处理和问责相关机构和责任人。
前述国有大行审计部高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般的银行都是“总行-分行-支行”或者“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一级支行-支行”的管理模式，除了部分大客户由总行或分行的部门服务，主要业务几乎都由支行开展。
这意味着，支行行长虽级别不高，但权力不小，支行更容易成为风控源头和风险事件的高发区。
比如，在众多违法揽存纠纷案中，支行行长大额现金支付授权被频频滥用。按照商业银行一般规定，支行行长拥有50万元（含）以上100万元（不含）以下的现金审核支付权；而在贷款及贴现等案件高发领域，支行行长单笔500万元（含）以下的承兑汇票贴现审批权以及单户3000万元（含）以下的用信审批权也被频频滥用。
上述大行审计部高管认为，关键是要加强基层员工行为规范管理，要区分其行为是银行行为还是非银行行为，如果是银行行为，即使在操作层面有一些失误，也不至于到失控的地步。
“最应该防范的是银行员工的道德风险，只要是人出了问题，再好的制度都有漏洞可以钻。一般的制度设计都是两三个人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一旦人出了问题，经办的和审核的相互串通，一个支行长和一个业务员合谋就能干出很大的事。”上述大行审计部高管说。
一位国有大行江浙地区支行行长称，支行内的分工通常是，副行长管理一般业务，行长只管人力资源和财务费用，若出现相互串通引发道德风险的情况，考核机制是主因，但轮岗机制落实不到位也是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