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匆匆流逝，转眼又是一年。回首2023年，于中国金融业而言又是不凡的一年。2023年3月，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金融监管领域进行重大调整，是一次金融监管架构的大变革；《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先后发布，标志着以资本管理为目标的监管要求迈入新的历史阶段；“金融16条”的贯彻落实，为防风险和稳增长提供了政策支撑；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随后一系列利好资本市场的政策相继出台；5家中资银行上榜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中资银行的重要性可见一斑；12月发布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标志着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管更加完善。纵观全年，人民币的汇率、国际化水平以及利率水平呈现新特点。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人民币在中国跨境交易中的使用首次超过美元，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又一个里程碑；中国为了稳经济、稳投资、稳预期等采取了持续的稳健宽松货币政策，利率水平持续下调。
2023年也是中国金融业继往开来的一年。10月30日至31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金融工作目标任务、谋定发展路线图，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的宏观目标，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在此背景下，本刊邀请业内专家评选了2023年中国金融领域的十大新闻，并逐条进行深度解析和点评，以飨读者。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面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2023年10月30日至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在会议上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金融工作，分析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是我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习高度重视金融工作，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多次就金融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遵循金融发展规律，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三项任务。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习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八个坚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着力”，优化资金供给结构做好“五篇大文章”。习的重要讲话，着眼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宏大的战略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洞察，为金融工作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从金融风险防控到为实体经济服务、从金融改革到金融开放、从货币环境到金融监管、从银行体系到资本市场作出全面部署，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既立足国内又放眼世界、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有着极高的理论深度、历史厚度和时代高度，以及强烈的创新精神，是习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问题的重要创新成果，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建设金融强国，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当前，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矛盾交织，大国博弈和地缘风险对产业链形成冲击，分配的不均衡带来储蓄和消费不振，抑制了总体需求，全球生产性资本的盈利能力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世界经济增长面临一系列的风险和挑战。西方金融发展的逐利性和短视化，导致资本脱实向虚、风险不断积累，反复诱发金融危机。在危机冲击的阴影之下，欧美经济体饮鸩止渴、如履薄冰，拉美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更是势单力孤、风雨飘摇。反观中国，我们始终保持着稳中求进，实现了无金融危机的国家崛起，在全球也堪称奇迹。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领导体制、科学的顶层设计、规范高效的治理体系支撑，金融的发展也难免大起大落，势必随波逐流。中国自古就有“诚实守信、以义取利、守正创新”的传统文化基因，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进改革和化解风险，穿越百年变局，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提升核心竞争力，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金融发展包括金融规模、金融深度、金融稳定性和金融效率。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金融从小到大，从国内走向国际，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业市场、全球前三大证券与保险业市场。从规模指标上看，我国是金融大国，但从国际竞争力上看，我国离金融强国尚有差距。金融的首要任务和核心竞争力是“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金融的功能要更加复合、更加多元，才能满足市场和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这对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等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强调做好“五篇大文章”，进而形成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驱动力。我国未来要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革命将是最重要的动力源泉，老龄化是必须应对的客观态势，共同富裕则关乎发展公平和发展后劲。未来，我们要进一步直面不足，围绕“五篇大文章”，加大改革力度、提升服务水平、创新产品供给，不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2023年3月，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涉及了金融领域的重大调整，即横向优化“一行两会”职能，纵向厘清中央及地方金融监管框架，精简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具体内容包括：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并统筹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强化其资本市场监管职责，并统一负责公司（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地方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运行五年的原“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格局，演变为基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金融监管新模式，形成“一行一局一会”新格局。
3月10日，电竞竞猜注册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后，各项改革稳步推进。5月1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8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31个省级分行集体挂牌。10月23日，沪深北交易所开始启动企业债券受理审核等工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负责公司（企业）债券发行审核工作圆满落地运转。10月、11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方案相继公布，金融监管顶层设计“落地”趋于完成。
本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源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的理念，旨在通过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范围，推动我国金融体系更加完善和安全，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及风险防范化解能力。
改革后，中国人民银行专注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集机构监管与行为监管于一身，中国证监会专司资本市场监管，从根本上理顺了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之间的关系，实现权责集中统一、监管协调，有力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除了证券行业相关监管由中国证监会负责，对其他非证券业相关的金融机构或者金融行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建立监管责任归属认领机制和兜底监管机制，打造全覆盖、全流程、全行为的金融监管体系，确保监管无死角、无盲区、无例外，从而消除监管真空，防范监管套利。同时加强金融机构行为监管，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理念深度嵌入到金融交易的各个环节，织密、织牢消费者保护网。
本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自2003年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最大的一次变革，是适应金融新发展、金融风险新特征的主动变革，充分体现了加强监管协调、强化综合监管和持续监管的全新监管理念。改革后，监管机构在功能与行为监管上更聚焦，金融监管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序性得到进一步增强。在提高金融促发展动力的同时，持续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能力，必将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金融强国建设产生一系列重要的积极影响。
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伊始就确立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基本监管思路和“准确分类、充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持续监管要求。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拨备、利润、资本充足水平都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成绩。2023年以《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相继发布并逐步开始实施为标志，以准确分类为基础，以资本管理为目标的监管要求正在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站在新的起点，踔厉奋发、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新使命。中国银行业以信用风险为主的风险特征虽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银行的资产结构已与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承担信用风险的资产类别已经从单纯的信贷资产转变为多类别金融资产，从单纯的表内资产转变为表内和表外、境内和境外资产，全面准确地对承担信用风险的各类资产进行分类既是银行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准确分类监管要求的延续，更是进一步充足拨备、做实利润、夯实资本管理基础的内在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不仅仅是技术层面对金融资产分类的规范，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对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夯基固本的重任。
二十年来，中国银行业资本实力不断增强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与新时期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相比，银行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较多等困难和挑战，同时外部经营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面临转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有增无减，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二战以后确立的国际政治秩序正在遭到破坏，俄乌冲突尚没有结束迹象，巴以冲突愈演愈烈，地缘政治风险前所未有。这些外部风险因素加大了银行业管理风险的难度，同时这个行业自身的复杂性也在呈几何级数增加，全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之间连接的紧密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大数据、人工智能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改变着金融消费习惯和金融行为，风险传染的方式和渠道或许正在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积累的风险管理理念、经验、知识正在被这个时代重塑，毫无疑问，稳固清偿力和流动性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不变应万变”的基本生存法则。
集国际国内最新监管经验、各类风险事件教训、三大支柱监管实践之大成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从试行到正式施行历经十年，十年磨一剑，始终不变的是商业银行资本的质量和数量与其承担的风险相匹配，根据不同类型银行的实际风险状况夯实资本实力，构建多层次、差异化资本监管体系。任尔风云变幻，资本管理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黯然失色，反而会因为经历更多的风雨而历久弥新。展望未来，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需要坚持不懈的探索，努力找寻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风险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将是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永恒的课题。
2023年7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文延长《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俗称“金融16条”），其中，存量贷款展期、配套融资两项支持政策适用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2023年8月18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优化个人住房贷款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的通知》。2023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调整优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系列金融举措的发布是对“金融16条”的深入贯彻落实，为保障房地产市场乃至经济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2023年7月10日央行、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通知要求，原有规定2023年5月23日之前到期，现规定2024年12月31日前到期的房企开发贷款和信托贷款等存量融资，可以多展期一年。在上述日期前向专项借款支持项目发放的配套融资，在贷款期限内不下调风险分类。其他不涉及适用期限的政策长期有效。存量贷款展期政策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更加有效地缓解房企融资压力。当前，受经济增速调整、居民收入增长预期变化、市场需求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房地产市场面临着多重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房企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因此，通过贷款展期可以为房企提供更充裕的融资时间，降低房企的融资成本，减轻融资压力，保持业务连续性，避免部分房地产信用风险蔓延，面临较大偿债压力的房企有了等待市场企稳的缓冲期。
第二，有利于支持资本市场更加活跃。当前，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速调整、国际地缘政治和金融风险传递、个别公司信用风险增大等多重压力。从房地产市场与股市的关系看，在过去十几年房地产价格狂飙过程中上证综合指数大部分时间牢牢地稳定在3000点左右。虽然表面上看股市和房市两者关系不大，但是一旦房地产和股市双双下跌，其对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2007年和2015年我国股市大跌的两个时间点就分别与美国次贷危机溢出效应及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冲击相关。因此，从实质上讲，股市很大程度上与房地产行业景气有关。2020年以来，政策层和监管层对房地产市场表态更为积极，相继出台了包括“金融16条”在内的支持房地产行业发展的系列新政，各地区房地产松绑政策也相继出台，但从目前来看，为了巩固和提升经济增长恢复向好的良好势头，房地产市场的保交楼和居民住房投资还有待进一步提振。存量贷款多展期一年可以为上市银行等机构提供更多腾挪时间，降低资产风险暴露度，提升银行估值，促进资本市场活跃。
第三，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振兴。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性和先导性行业，涉及40多个行业，经济规模大，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大致在25%左右。因此，确保房地产行业稳定运行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银行要切实贯彻落实房地产“金融16条”，对城中村改造等项目加大支持力度，满足“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以及保障性住房等建设项目的金融服务需求，助推国民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同时，银行要强化对房地产行业的道德、债务和投机等风险的深度跟踪研究、有效防控，确保资本和资产安全，实现政策综合效应的最大化。
2023年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
8月27日，四项利好股市的政策出台：减半征收印花税；阶段性收紧IPO节奏；降低融资保证金比例，从100%下调到80%；规范大股东的股份减持。
从历史经验看，上述措施均可以起到活跃资本市场的效果。历史上曾经多次降低印花税，每次均成功地刺激了股市上涨。阶段性收紧IPO节奏可以有效缓和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历史上曾多次使用且有效。规范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行为对股价的刺激更直接，2018年底上证综合指数跌至2700点以下，正因为出台了限制大小非套现的措施，让市场成功走出了低谷。此次限制大股东减持的力度更大，上市公司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或者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监管部门将这些政策措施同时“打包”推出，政策力度大，充分说明了监管部门的意图和决心。但效果低于预期。上述政策出台后，股市高开低走，8月28日，上证综合指数高开155点，A股主要指数开盘均上涨5%左右，但随后便一路下滑。截至12月中旬，主要指数均比政策出台之前下跌了10%左右。
提振股市信心的政策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应该从市场运行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寻找答案。
从外部环境看，美联储快速加息是主要原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持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零左右，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1.5%以下，我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直比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高约2个百分点。2022年美联储的激进加息导致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快速收窄并出现倒挂。中美国债收益率的倒挂导致中国A股市场的资金外流。直观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每当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则美元走强，股市里的“北向资金”（指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交易A股的外资）出现净流出，结果是A股走弱。从2023年8月份开始，“北向资金”连续4个月净流出，其中8月份净流出额达到900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最高记录。
导致市场不及预期的另一个原因是部分国内房地产开发企业出现了流动性风险的冲击等。房地产产业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大，房地产企业出现风险导致了周期性产业相关的上市公司业绩受到一定影响。房地产行业及相关产业链股票表现较差对股市产生了负面影响，截至12月中旬，上证综合指数下跌5%，但房地产行业指数下跌22%。在房地产行业的影响下，有色金属、钢铁、建筑材料、建筑装饰、银行、基础化工等周期性行业指数均处于下跌状态。这些行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占比较高，其经营状况不景气直接影响到股价的表现。
从短期市场表现看，活跃资本市场的政策出台后A股走势不及预期，但从中长期展望来看，提振投资者信心的有利因素正在增加。美国的通胀已经初步得到控制，美联储已经传递了停止加息的信号，A股运行的外部环境在2024年应该会改善。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内部环境看，房地产金融风险正在逐步得到化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描绘了强监管、化风险的蓝图。
2023年以来，伴随着美元指数出现三次大幅走强行情，人民币汇率也相应出现较大幅波动。人民币第一轮走弱是从2月初的6.72到3月初的6.97，贬值幅度为3.7%，同期美元指数是从最低101.2上升到105.7，美元升值幅度为4.4%；人民币第二轮走弱是从4月下旬的6.87到7月初的7.25，贬值幅度为5.5%，同期美元指数是先走强然后回落，从101.8最高上升到104.3，美元升值幅度最高为2.5%；人民币第三轮走弱是从7月底的7.14至11月初的7.32，贬值幅度2.5%，同期美元指数从101.7升值到106.7，升值幅度为4.9%。从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来看，其明显开始下行始于4月下旬，5月末以后则有加速下滑之势，但7月下旬后就企稳回升。
之所以2023年以来人民币承受较大贬值压力，主要源于如下三方面原因：一是国内经济修复不及预期，经济金融风险隐患有所暴露。总体来看，2023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速5.2%，经济增长持续回升向好，但经济修复速度却不及市场预期，需求不足问题凸显，物价处于阶段性低位水平，地方债务和房地产领域风险有所暴露。此外，在经历了前两年的快速增长后，2023年出口增速表现低迷，实际使用外资也出现负增长，对人民币汇率的支撑有限。二是中美货币政策继续分化，中美利差走阔令人民币承压。2022年12月美联储点阵图显示，2023年末政策利率预期中位数在5%—5.25%，但目前美国政策利率已经上调到5.25%—5.5%，达到22年来的最高水平。与之相反，国内货币政策总体偏宽松，截至12月中旬年内已两次降息、两次降准。在中美货币政策分化下，中美利差进一步走阔。从时点上看，中美利差重新走阔与人民币汇率指数开始走弱的时间点一致。三是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增加货币政策自主调控空间。以中间价报价持续大幅偏离前日汇率收盘价的情况来衡量，监管部门直到汇率跌破7.24时才加大了干预力度，较过往三次汇率破7时明显具有更强的容忍度。上半年在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央行依然竞相紧缩的情况下，人民银行时隔10个月再次降息，这种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2023年11月上旬以来，伴随着美元指数的高位回落，叠加国内经济增长恢复向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接连释放“稳预期”信号、中美关系有所改善等因素，人民币对美元大幅走升，截至12月19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收于7.1435，较10月末暴涨1741点。
展望2024年，一方面，随着有关民营企业、房地产、消费等方面各项政策举措不断发挥效应，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特别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风险化解做出了明确部署，极大地缓解了市场的担忧，在经济动能的进一步改善下，人民币大概率会温和回升。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利差转向收敛，外资配置人民币资产信心已明显增强，2023年10月境外投资者债券托管量就已由降转升，11月则继续大幅回升，随着2024年美联储由加息转为降息，人民币面临的外部贬值压力将进一步缓解。此外，由于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电竞竞猜注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均对稳定人民币汇率有专门的强调，2024年稳汇率政策料将持续发力显效，鉴于我国汇率管理工具较为丰富，将足以保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总的来看，2024年人民币料将平稳运行并有所回升，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大概率将回到7以内。
2023年3月，人民币在中国跨境收支中所占份额从2010年的接近零上升至创纪录的48%，同期美元所占份额从83%降至47%。人民币在中国跨境交易中的使用首次超过美元，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又一个里程碑。在跨境交易中人民币的份额超过美元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可以预见，未来在我国的跨境交易中，人民币与美元份额的剪刀差将会越来越大，人民币的跨境乃至国际使用将进一步扩大。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欣喜的成绩。多年来，美元持续在中国跨境收支货币占比中稳居首位。人民币在跨境使用中的占比不断上升，有助于降低在跨境交易中的货币错配风险，减少过于依赖美元结算可能带来的重大风险，增强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维护跨境贸易的稳定性，为我国开展与全球有关国家的经贸交流提供了良好条件。
反映了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领域已经比较成熟。近年来，人民币长期保持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市场份额基本维持在2%以上。2023年11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达到4.61%，前值为3.6%，位列美元、欧元、英镑之后，创历史新高。2023年9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占比达到5.8%，排名上升至第二，超过欧元所占的份额。人民币清算行实现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全覆盖。中国已在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授权31家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覆盖了全球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为全球提供一个新的可信赖的货币选择。近年来，美国不管不顾其他国家利益的单边制裁等行为，正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制，全球多国掀起“去美元化”浪潮。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原则，稳步推进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为有关经济体提供了新的选择，人民币的国际“朋友圈”逐步扩大。2023年4月初，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马来西亚央行已经开始与中国讨论，令两国贸易可以用林吉特和人民币结算。2023年3月28日，中国海油与法企道达尔能源通过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平成国内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液化天然气（LNG）采购交易。2023年6月，巴基斯坦首次以人民币支付进口俄罗斯原油费用。目前，人民币在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认可度大幅提升，已有包括印度尼西亚、伊朗、俄罗斯、德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正逐渐在贸易结算或投资中转向使用人民币。
为人民币国际化按下“加速键”，前景可期。中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是众多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绕开美元支付清算体系，人民币或相关国家货币结算的增加，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按下“加速键”。我国主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为境内外市场主体营造了优质、可信赖的营商条件与政策环境。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促进全球治理向更公平、更合理、更高效的方向发展，未来潜力巨大。当然也要看到人民币国际化仍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任重道远。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确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主基调，实现步骤要审慎，不能急。在美国采取全方位政策对中国进行打压的背景下，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全面可兑换要非常审慎。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要停滞不前，而是要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务实推进跨境使用并向全球化使用迈进。
尽管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但2023年中国经济依然面临需求收缩、预期减弱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使中国的出口面临较大压力。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不断加息且利率已处于历史阶段性高位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则为了稳经济、稳投资、稳预期等而采取了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于2023年6月和8月分别下调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10个基点和15个基点，MLF利率已降至了2.5%的历史最低水平。虽然全年总共只下调了MLF利率25个基点，但在主要经济体多次加息的背景之下，中国央行“以我为主”的降息操作无疑显得非常特别，仍然值得持续关注。
央行两次下调政策指标利率，直接带动贷款基础利率（LPR）和债券市场收益率下行。由于LPR直接锚定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因此，历史低位的MLF利率也带动LPR下降至历史最低水平3.45%。同时，股票市场等风险资产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资产的再配置效应和宽裕的流动性带动了债券市场收益率不断下行，例如，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全年处于2.65%的中枢水平。自2018年元月以来，中国国债收益率总体经历了长达六年左右的下行周期，债券市场收益率持续下行。由于利率水平持续下行往往伴随着经济与物价的下行压力，因此，国债收益率的持续下行也反映了市场主体对未来的预期偏弱，需求收缩抑制了资本需求，这也反映了复杂的环境对经济预期的影响仍在强化之中。
当然，从积极方面来讲，利率水平下行有利于减轻债务负担（成本），也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无论是LPR下行还是国债收益率的下行，都会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也相应地降至了4.14%的历史低位，相应地，中小微企业、普惠金融的贷款利率也出现明显下降。为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人民银行还启动了存量房贷利率的调整。2023年9月上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宣布，自9月25日起统一下调客户存量房贷利率，对于符合条件的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客户无需提交申请，银行将统一通过批量调整的方式进行调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随后北京和上海这两座一直对房地产调控最严的城市便于14日同时宣布，调整优化房地产市场政策，包括降低首付款比例、降低房贷利率政策下限等。国债收益率的下行不仅带动了新发行债券票息的下降，也降低了地方政府债务的再融资成本，无疑有利于支持地方政府“特殊再融资债券”的发行，防止地方政府债务显性违约，这也是“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和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的具体实践。
点评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彭兴韵
2023年11月27日，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发布了2023年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lobal Systemically Important Banks，G-SIBs）名单。中国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5家银行上榜。其中，交通银行系首次入选。
中国金融机构入选G-SIBs名单的情况反映了中国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从数量上看，2011年FSB首次公布G-SIBs名单时，中国银行即被列入；随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相继于2013—2015年被列入，2023年交通银行进入G-SIBs行列；截至目前，位于中国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数量占G-SIBs总数量的17.2%。从评估得分来看，2015—2023年，全球G-SIBs平均得分由227上涨到231，上涨1.8%；中国G-SIBs得分从161上涨到242，上涨50.3%；中资银行得分增长幅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反映出中资银行全球竞争力快速提升的趋势。从分档结构看，2022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位于第2组，巴塞尔委员会对这一档分组的附加资本要求为1.5%；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位于第1组，这一档分组的附加资本要求为1%；2023年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升级晋档，附加资本要求由1%上升至1.5%；这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资银行系统重要性的认可。
G-SIBs评估体系包括规模、跨境业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五个维度。尽管中资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得分和排名都很靠前，但从五个分项的评估来看，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失衡。规模指标是导致中资银行排名靠前的首要原因，上榜的5家银行除交通银行外规模指标排在前4位，超过总分排名第1的摩根大通银行。关联性指标（主要是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是导致中资银行排名靠前的第二原因，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排名第2、第3、第4和第7，这一点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同业业务是影子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风险的重要源头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等全球重要银行一半以上的资产由同业之间的存贷款合约构成。可替代性（反映金融基础设施情况）、复杂性（主要反映衍生品情况）以及跨境指标这三个指标，中资银行的排名都在10名以外。辩证地看，这一得分结果尽管存在结构性失衡，但也客观地反映出我国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主要集中于规模和关联性指标，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冲击程度以及跨境传染性等危害都比较小。这一得分结构与中央“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指导思想密不可分。
入选G-SIBs名单反映了中资机构全球金融影响力的提升，同时也要承担相应责任。FSB发布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条款》提出了大型金融机构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即在陷入危机时，金融机构采取“内部纾困”方式维持关键业务和服务功能的连续性。2021年10月相关监管部门对我国TLAC定义、指标要求进行了规范：2022年1月1日前被认定为G-SIBs的银行，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风险加权比率/杠杆比率分别自2025年1月1日起不低于16%/6%，自2028年1月1日起不低于18%/6.75%；2022年1月1日后被认定为G-SIBs的银行，应在被认定后三年内满足相关比率要求。惠誉估计，五家中国G-SIBs需要发行的资本工具和其他TLAC合格高级债务工具到2025年1月和2028年1月分别将达1.7万亿元和6.3万亿元，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对此，中央汇金公司已于2023年10月积极增持四大国有银行股份，而银行本身也应加快业务转型，大力发展理财、托管以及投行等表外业务，在扩大营收的同时放缓风险加权资产的增加速度，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
2023年12月17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发布，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0条，重点内容包括：一是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定义和设立许可，将非银行支付机构定义为除银行业金融机构外，根据用户提交的电子支付指令转移货币资金的公司；二是完善支付业务规则，将支付业务分为储值账户运营和支付交易处理两类；三是保护用户合法权益，规定非银行支付机构与用户签订支付服务协议，其条款应当按照公平原则拟定；四是明确监管职责和法律责任。
当前，金融业的重要历史使命就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如果说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那么包括银行机构和支付机构等在内的支付行业就如同经济肌体的“血管”，用以承载和保障金融“血液”的畅通。对此，一方面我们看到，近年来支付机构在快速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风险和问题，同时由于支付作为交易终端的特殊性，也产生了某些把经济活动风险归因于支付环节的倾向，由此也导致了影响行业健康发展的“预期转弱”。因此，《条例》的推出进一步提升了行业的法律规范层级，有助于不断优化行业秩序与营商环境，顺应了中央支持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战略方向，在推动“良币驱逐劣币”的前提下，能够提升支付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信心和活力。另一方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最终还是体现在客户感受层面，就是要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由此，《条例》把保护用户合法权益作为重中之重，如特别强调支付应当按照公平原则拟定协议条款，保障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以及充分揭示支付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加强用户信息保护等。可以预见，这将促使支付机构更加合规、及时、精准、适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支付需求。正如金融强国建设要解决我国金融发展“大而不强”的矛盾，支付行业也存在类似的挑战。我国已形成包括银行业机构、支付机构、基础设施运营机构、外包服务机构、金融科技公司等在内的、庞大的支付产业链，其中支付机构发展的部分数量型指标虽在全球居于前列，但同时也需继续改善发展质量、结构配置、服务效率与效果等。对此，一方面，《条例》更加系统地明确了支付机构的定义和设立许可，坚持持牌经营和严格准入门槛，并且也建立健全了严重违法违规机构的常态化退出机制，这使得行业“进出机制”更加明确合理，通过“优胜劣汰”“奖优罚劣”实现行业提质增效的路径更加清晰。另一方面，《条例》也对支付机构提高自身服务能力提出了更多要求。如针对支付机构的合规管理、内部控制、业务管理、风险管理等制度设计，对业务系统、设施、技术、网络与数据管理等基础设施保障，对用户与商户的充分识别与完善服务等业务重点，都做了全面而缜密的描述，有利于引导支付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支付机构持续自我赋能。值得注意的是，《条例》把支付业务划分为储值账户运营与支付交易处理两类，既符合了现代零售支付创新的内在规律特点，也适应了基于账户的中国特色支付创新的价值特点，最终有助于对新兴支付活动进行“穿透式监管”。
综合来看，《条例》是影响非银行支付行业发展进程的一份重要行政法规，也是从支付角度落实金融强国建设目标的重要制度保障之一。当然，《条例》要充分发挥应用的价值，还需要持续梳理和完善各类已有政策文件，发挥《条例》的统筹协调作用；尽快完善和推出相关细则，设计好支撑《条例》高效落地的配套措施；加强全球视野下的支付理论、政策与实践研究，为《条例》引领非银行支付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慧保障等。
